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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扩招后，尽管越来越多的学生根本就不愿意从事科研，但从绝对数量上看，研究生依旧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而且其中一部分既是团队的学术成果主要贡献者，又饱尝个中艰难困苦。他们中最为极端者，深受压榨与欺凌，有苦不敢言，有冤不能申，其所在项目团队类似于“血汗工厂”。尽管这样的情况只是极少数，但努力防止项目团队沦为血汗工厂，是保障研究生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 血汗工厂又被称作“惯老板”（被惯坏的企业主），这一贴切而形象的称谓，揭示出工人面临“僧多粥少”的求职困境，保住饭碗已属不易，哪里还敢提出在企业主眼中视为过高的要求？研究生的扩招，给导师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研究生劳动力，就算导师不想招收都不行。情势好到如此地步，怎么可能不惯坏导师们呢？项目团队之所以慢慢滑入血汗工厂的深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差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既然导师可以挑肥拣瘦，那自然是要把谱摆足；既然导师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却不受约束，那么不将学生用尽榨干，岂非不理性之决策？当人性被放在缺少约束的环境之中时，道德就成为唯一的警戒线。如果导师无惧道德下滑，那么学生的日子就苦了。当血汗工厂黑心到极致之时，也就成为国家可怕的“骨髓工厂”了。 当项目团队一旦血汗工厂化，那对身处其中的研究生就是一场噩梦。不管纵向、横向，总是有做不完的项目。导师基本秉持“能者多劳”的原则，“累死勤快的，撵死慢跑的，抽死赖皮的”。学生工作时间超长，工作内容固定，只能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导师指定的任务之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工作条件看似灯光明亮、设备齐全，再加空调相伴，实则小小蜗居拥塞七八壮士，呼吸之急促令人心烦意乱。研究工作照例福利不高甚至没有福利，导师作为“总舵主”，掌控人事与财务大权，视学生科研绩效与听话程度给予奖惩，例如论文能否挂名、论文作者排序、论文出版资费以及论文发表奖金等等。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容易深入，因为彼此之间属于竞争合作关系，故合作的意愿心未必会有，但竞争之警觉心必定存在。在血汗工厂，学生的价值被“单一化”，只具有工具属性，就像电影《天注定》中最后找不到价值归依的跳楼小伙。参与项目研究或许能在能力和素质上有所提升，但作为人成长的全面性发展，从未进入过血汗工厂领导者的视野之中。他们关注的是最终结果，无需过问过程的艰难，更不愿走进学生的内心，论文得以发表和课题顺利鉴定才是惟一值得关心之事。有了这些，就有了业绩，有了经费，有了一切可以标榜自身的标签与符号。 血汗工厂之所以影响极坏，在于工人缺少集体谈判的可能性。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实施群体性抗暴行为，才能获得资方的一丁点让步。严苛的管理制度并非血汗工厂的专利，但却是血汗工厂的重要法宝：毫无情面可言，凡事不予通融，公事公办，令出如山，动辄处以罚金，一切规章条文均由管理层掌控解释权，工人不容许留有申诉之权利。研究生群体亦是如此，他们基本上处于散沙一盘的状态，在导师生杀予夺的强权之下，只有挣扎求存的喘息之机。导师在制度建立方面一般都较为擅长，且能用“高大上”的宏伟目标鼓动学生为自己所用。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不可能成为抵制或反抗导师不合理安排的“英雄”，既无援军，又无资源，还不如乖乖认输及早归降或能搏得导师之网开一面。当所有学生都放弃自我权利的使用时，导师不想成为“浑老板”都难上加难啊。那些实在受不了的学生，最后抱成团与导师做殊死搏斗，他们或许最终得遇贵人转投明师而顺利毕业，或许斗争失败受困其中只能无奈离场，不管结局如何，选择决裂，那已是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 血汗工厂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缺少相关的保障法案所致。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研究生参与项目研究团队的权益保障条款，这就形成“法律真空”，在出现纷争时往往以权力而不是权利作为解决问题的粗暴方式。倘若能够就此问题订立法律条文，那么至少可以起到警示和惩戒的作用，研究生的“科研之苦”从此就能彻底告别血汗工厂。当然，权力与义务是对等。既然要求导师不能够苛责学生，同样地，学生必须有“重诚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不能因为手中有了“尚方宝剑”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像当下有些学生，“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就算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书也可以翻脸不认帐，如果导师的利益无法和学生的利益获得同等程度的保障，任何善意之法都只会结出恶意之果。 或许血汗工厂式的项目团队极少极少，但满足其中二、三条标准者，恐怕并非凤毛麟角。导师须得自我警觉，告诫自己随时游走在悬崖边缘，若是一不小心，或许就会授人以柄，成了反面典型。而在当下浮躁的环境中，导师如何自处，这是个常想常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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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970-1-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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