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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既向中国提出了挑战，也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可是，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真的能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吗？
对于上海石化来说，这条路，没有路标。
30万吨乙烯工程开车后，上海石化得到飞跃发展，一举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炼化一体化企业。从1972年成立以来，20年间累计上缴的利税达到了147亿元，固定资产从原来的60亿增值到110亿。到了1991年，上海石化无论是产值还是利税都已经位居上海市第一。经济效益和企业规模的光环笼罩着这位共和国的工业巨子，可当他卸下铠甲，淡去了满身的荣光后，人们才发现，重担，早已令他身躯佝偻，举步维艰。
王基铭：那时候，经济效益刚上来，但是企业的负担也很重。尽管产值好像上去了，但还是面临着亏损，负债率已经达到75%。
韩志浩：第八期债券兑换的时候，一年的利率就是百分之十五点几。所以说，企业的债务负担非常重，60多亿的资金一年的利息就要八九个亿。
周耘农：到了1992年底，债务已经近70亿了。怎么还？谁来还？
蔡洪平：石油化工的毛利率在12%左右，净利润值7%-8%，按12%的利息计算，这债得还到2008年。在当时，2008年是很远很远的，所以这个负债比例是不利于上海石化发展的。
实际上，如山的债务只是一个出发点，真正压得上海石化喘不过气来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
韩志浩：第一，我们的税值太高。股份制改制以前，上海石化的所得税率是55%，除了所得税以外，还要交39.27%的调节税，另外再增收企业留利的调节税，所以剩下的只有百分之四点几。拿走11个亿的利润，企业就留下4000多万元，这样下去，企业怎么发展？第二，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在价格体制没有改革之前，所有的产品全是国家定价，国家规定销售的数量和价格。
吴复民：上海石化生产的8大类55种产品，99.7%～100%都是上缴给国家作计划供应的。自筹资金建设的那一部分，要到市场上采购钢筋水泥，按市场价格买所有的建筑材料。这是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权、责、利根本不匹配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这样相对僵化的价格机制下，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再加上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种种束缚之下，上海石化犹如身陷泥淖，寸步难行。
韩志浩：我去过法国的埃尔夫，他们是1000万吨的炼油能力，职工总数是1000人。上海石化有6万多人，是人家的几十倍，所以劳动生产率也非常低。
周耘农：那时候搞副食品，买鸡买肉，通过劳资处、办公室联系，要买10万份。因为我们的职工还包括退休人员，号称有8万人。还有配套的，比如电话局、银行等这些兄弟单位，也是在上海石化总厂的范围内。
为职工提供生活福利、社会保障，这是当时的国有企业在特殊地域情况下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然而这种政企不分的经营方式，严重拖累了企业的前进步伐。
周耘农：上海石化总厂建设的时候，金山县没有力量来承托企业的社会性、生活性需求，所以上海石化总厂就涵盖了公、检、法、生活配套各种政府机构，以及交通、运输、制造、维修等所有工业类型。
这正是一个“企业办社会”的典型。当时人们笑称石化地区“除了飞机场和火葬场，样样都有”，言语间透露的尽是以厂为家的自豪。如今隔着历史的烟云望去，个中酸甜苦辣，唯有亲历者自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呼声愈发强烈，历史也终于行进到了关键的转折点。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讲话。“南方谈话”如一夜之间吹醒大地的春风，也吹散了关于道路选择的各种杂音。时代，再次选择了上海石化。这支正渴望在世界市场经济中乘风破浪的中国舰队，听到了扬帆远征的号角。
这一次，还是吴复民，她用长达40字的标题，将上海石化亟待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内参送进了中央。
周耘农：1992年3月，由王基铭厂长主持，举办三天学习班，100多名干部组成10个小组，探索股份制企业改制，探索集团化方向、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讨论来讨论去，就两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王基铭：那时候，我已经看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那就是要搞股份制！
1992年6月6日，上海石化总厂向中国石化总公司正式提出了股份制改制的申请。两周后，已调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在上海石化20周年厂庆之际赶来，还特地送来了一份“礼物”——邀请李青原、高西庆、聂庆平、王东明等专家为上海石化设计具体的改制方案。
9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石化等9家企业为首批规范化股份制改制试点企业，上海石化正式开启了上海、香港、纽约三地上市的征程。
周耘农：股份制改制这场仗，打了一年半，上海石化的干部群众，可以说是拼了命在干。
韩志浩：股份制改制，企业要上市，就要公开、透明，企业的体制机制要进行转换，要脱胎换骨。这是一条根本的出路。
吴亦新：整个过程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中间存在我们思想、认识等整体经验和知识的更新和转换的过程。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全面铺开，首先要接轨的就是会计报表。计划经济下，过去三年的资金平衡表，必须转换成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这三张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
吴亦新：股份制公司要上市，要符合国际会计制度，还要符合美国证券公司、美国证交所和香港证交所对会计制度的一些特殊要求。
韩志浩：年报、半年报基本上都是通宵在做，因为那时候电脑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大家基本上还是靠手工。
吴亦新：股份制改革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资产评估，特别头疼的是土地，因为当时国有企业的土地是国家拨的，不存在价格问题，这时候就碰到不知道该如何评估的问题了。还有，上市企业要求主业突出，所以上海石化原有的一些社会功能和辅助功能，都要把它分开。
如果说股份制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冲击波，荡涤着所有人的思想与观念，那么在进行政企分开、主辅分离的具体工作时，人们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吴亦新：我们把上海石化的企业分为两块。一块是主业，就是上海石化以后转为股份公司的部分；另一块是实业公司，包括工程公司、设计院、一些辅助工程等。
韩志浩：当时职工群体中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觉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现在搞股份制改制把他们剥离出去了。有的人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周耘农：辅业剥离出来，人往哪里去？社会管理问题，一年需要十几亿元才能解决。所以，剥离出来的人员谁来管？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王基铭：这么大的一个改革，想要风平浪静是不可能的。我既是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又是实业公司的总经理，两副担子都在我肩上，怎么来保持稳定，怎么把它们都弄好？
65000名职工，只有38000人可以留在股份公司，余下的27000人怎么把他们都安置好？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让共同奋斗出来的职工们心凉啊！
王基铭：把账目上的9亿多元现金全部划给他们，原来股份公司持有的一些好的股票也全部给非上市那一块；另外，把土地、道路等也划给他们，股份公司付给他们租金。这样，实业公司也觉得有活路好走。
在中国石化总公司、上海市政府及上海石化的共同努力下，一场本应激起千层浪的改革进行得平稳有序。
1993年6月29日，“上海石化总厂”正式更名为“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7月，上海石化分别在香港和纽约敲响开市钟，11月，在沪交所A股挂牌。上海石化的史册上再次增加了一个“第一”：中国第一家在上海、香港、纽约三地上市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这是上海石化的一座丰碑。在徐徐拉开大幕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化工产业的未来蓝图已然清晰可见。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国有特大型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得到认同，同时又为国有企业的转换机制探索出了一条通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观念就此开始深入人心。
中国梦，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受访人信息
王基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原总裁，上海石化原董事长、总经理。
韩志浩，上海石化原财务总监。
周耘农，金山区原区长，原上海石化总厂副厂长。
蔡洪平，上海石化原董事会秘书。
吴复民，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吴亦新，上海石化原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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