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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生道路》连载③ 第二章 沉默的两代人(上)
1.大清顺民受了打击
祖父徐思贤,约出生在1865年前后。幼年依靠宗族关系附读在苏州城里大户人家的家塾里。后来高攀和茅氏女儿结婚。茅远斋一子一女,他除了以丰厚的嫁妆送女儿出阁以外,到他临终前还以内外场的原则给子女分了家。所谓外场指的是外边办的商店和沙船等等,分给了儿子。而内场是指储藏在家里的金银珠宝首饰现金等,有相当数量的南通纱厂股票也算作内场分给了女儿。徐思贤两次可观的进项,使他有条件过起了无忧无虑的寓公生活。他的思想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他父辈有很大的不同。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在社会上的小市民舆论势利地倒向胜利者的一方。灌进徐思贤耳朵的尽是太平天国这也不是,那也不好。甚至因为太平天国用了阳历,每月十五日月亮不圆,也成为挖苦的笑料。对于太平天国的坏话听得多了,徐思贤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好说了,他心中想道:“也许原来就不应该起来闹革命吧!”本来嘛!引起太平天国运动的封建剥削和国内的民族压迫,他是没有多少切身体会的。他的经济地位又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中捡来的便宜。他能算是哪一边的人呢?他仅仅记住他是“长毛”儿子的身份,绝不能跟在别人后边起哄。每当听到有人讲太平天国的坏话时候,他只能保持沉默,或者借故走开。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苟言笑,性格内向的人。他对他父亲传给他的那把战刀是一直保存得很好的。但在他思想深处,通过这把刀深深缅怀着他有过一个曾经做过官的老子。至于这把刀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早就似有若无了。他家先辈怎样从一个殷实佃户被巧取豪夺,弄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对于他仅仅是:“好像是听说过的。”没有切身的感受了。
另一方面,外来的民族侵略对他的刺激还是深刻的。两次鸦片战争虽然都发生在他出生以前,但在百姓群体中却是记忆犹新的。他通过塾师和前辈亲友那里接受到教育。等他进入青壮年时期,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似乎从来不曾停顿过,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天津等等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他对“同光新政”提出的“自强求富”口号是充满着希望的。“同光新政”又称“自强新政”,是同治光绪年间实行的新的政策,是清政府领导下的洋务运动。在强敌入侵条件下,人们把国内矛盾搁置一边,响应政府号召,向“练兵制器”努力,是符合客观需要的。而面对经济势力雄厚的外来者,本国应该发展近代工业让自己富裕起来,也是各方共同的要求。在他童年时代,苏州制炮局,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等就建设成功了。等他懂得光有军事工业不行,一个国家总不能靠军火吃饭,还得有近代工业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富强起来的时候,他在苏州和上海亲眼目睹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其他几家大的机器织布厂先后建立起来。还有不少外地传来建设大工程的好消息,很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很想投身到这个运动中去,但不得其门而入。上海有一家广方言馆,是专门培养洋务人才的,他几次托人找关系想进去就读,但那里要有官员推荐才能入学,他只能徒唤奈何。
光绪20年(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组建起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不少人从此对洋务运动丧失了信心。甚至有人认为本来就不该化那么多的钱去搞什么洋务运动。徐思贤虽然被挤在洋务运动的外面,但他对洋务运动的一些非议,却很不以为然。怎么能以成败评定是非呢!光绪24年(1898年)的维新运动,没有等他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以失败宣告结束了。但维新运动中倡导的:“单纯的搞军火,办工业,谋求自强致富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在政治开明上有所建树才行。”这句话他是听进去了的。虽然这时他己经30多岁了,他还是去学了法律专业,希望在此后的开明政治中能够有所作为。但他从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出来仍旧找不到工作。他在生活上悠然自得,可是在社会地位上无权无势,自己感到在亲友当中有点抬不起头来。他指望进入官场,以改善他当前的处境。他把目光投向科举。自古以来做官的人不是都在科举中取得功名的吗!这时在新潮流下,科举已经被批判得摇摇欲坠了。但他还是去应了考试。
徐思贤对满清政府一点芥蒂都没有,反映多民族大家庭和各阶级共同利益的洋务运动,他固然双手拥护,即使露骨的专制行为,他以与己无关而不置可否。他是一个很够格的大清顺民。但他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却是满清政府不肯放过他。满清政府出于阶级私利,重重的打击了他。
科举考试中有一项内容:要自述身世。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可向人炫耀的先辈。于是他天真的把当“长毛”的老子情况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结果不仅没有捞到功名,反而得到了“不堪任用”四个字的批语,断绝了他进入官场的道路。这对他简直是晴天霹雳。但除了逆来顺受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从此心灰意獭,整天不哼不哈,闲得实在无聊的时候,到茶馆里泡它一天。在这以后对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风暴,他一概不闻不问,他的心死了。
他同他儿子关系破裂以后,他凭着他在宗族中辈份最大的资格,当上了宗族的族长。这时早已经是民国了,在沿海大城市中,宗族是没有什么权势的。他只是为操办春秋二祭,掌管着族产。他从中揩点油维持他晚年的生活。在沉默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2.自我奋斗
父亲出生在1893年,这是一个产生伟大人物的年代。但在暴风雨中不是每一只禽类都能像海燕那样尽情高飞的。他一心一意想靠个人奋斗闯出一个局面来。但国家的地位和经济形势不容许他这样干,他得到的除了短暂的安居乐业以外,是接二连三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挫折,后来落到非向他早年最看不顺眼的人那里讨残羹剩饭吃不可的地步,最后同他上一代一样,在沉默中唉声叹气的结束了他的一生。
父亲的青年时代是在形成五四运动的空气中成长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斗争。领导这场运动的左翼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很快投入工人运动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右翼在运动中也出过一阵风头。但他们看不起人民群众,也看不到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在哪里。他们没有多久就转向或者消沉下去了。遗憾的是父亲接受的是右翼的影响,这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父亲感受到了祖国的民族危机,他把发展铁路当作挽救危机,振兴祖国的关键的一着。他去天津投考,进了铁路学堂,学了铁道专业。从铁路学堂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津浦铁路的南段,先在符离集后转到浦镇工程处担任工务员。这时津浦铁路南段的大权操在英国人手里。洋人有洋人的一套办法。已经臭名昭著的中国官场势力,进不到铁路的圈子里来。在洋人的庇护下,父亲很有点趾高气扬,他看不惯官场的贪污腐化,也不满意有钱人的为富不仁,他立下志愿:一不做官,二不求人,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以后几十年的事实表明:他的志愿除了不曾做上过有实职的官以外,一样都没有达到目的。工程处里当家的英国人,他们名义上是工程师,实际上是单位的首长。父亲他们几位青年抱着救国救民满腔热情来修铁路,却大小事情都非听命于洋人不可,这是他们感情上很难承受的。再加上洋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公事房里经常弥漫着一股等待火山爆发的气氛。他们在社会上听到的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而在工作岗位上却所有的人都要看着洋人的脸色办事,稍不留神便会惹出大事来。这种两重性的生活是非常不协调的。一天,为了一件琐碎小事,父亲被洋人训斥了一顿,一位同事还被洋人踢了一脚。这样的奇耻大辱怎么容忍得了。但一肚子的怨愤没有地方可以申诉。父亲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再吃洋人这碗饭了。不吃洋人的饭,吃什么呢?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放松了对中国侵略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上海等地方民族资本主义很有一点兴旺发达的架势。他很想也当一个小老板,吃自己的饭,不再受洋人的气。他回到苏州老家向他母亲诉说在外边受到的种种委屈。父亲是我祖母的独生子,祖母决意全力支援我父亲,让他吃自己的饭,祖母调集了一切调得动的资金,还变卖了金银首饰,一共筹集到4000多块银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有了资金去干什么呢?父亲只会修铁路,这点钱修铁路自然是谈不上的。在当时条件下,各种可能性比较下来,只有办蚕桑农场还有可能。于是他找了几位亲戚帮忙,在苏州郊区木读镇上租下了严家花园的房子,一座蚕桑农场办起来了。一个学铁道工程的技术人员,对于养蚕是不懂的,经营上更是一窍不通,甚至产前产后有些什么环节也不甚了了。但在春天动手干的时侯,蚕茧的价钱怎么算法都是够开销的,利润也是令人兴奋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不吃洋人的饭了,却没有跳出洋人的手掌心。那时江南几家大的缫丝厂都是洋人开的,出口的丝价也操纵在洋人手里。这些洋人计算得非常精确,在蚕茧大量上市以前,把茧价提得老高,等到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把价钱压下来了。此外,农场的人工是雇的,桑叶是买来的。成本自然高于农家副产的蚕茧。父亲以不吃洋人的饭空欢喜一阵之后,愁眉锁上了额头,最后一个跟斗还是栽在洋人手里了。养蚕的后期,他含着眼泪把幼蚕倒入河中,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4000块银元的资本蚀得精光。偏偏在这个时候,在南通的那家纱厂倒闭了,祖母手中的股票变得钱不值。祖母受不了这一再的打击,就此一病不起,几个月之后离开了人世。祖父恨透了我父亲这个引起家破人亡的败家子。在这以后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而闹脾气。矛盾逐步发展,终于导致两代人彻底的决裂。
家庭破裂后,当朝奉的邻居便成为幕后的联系人。但他的同情是在我父亲一边的,所以联系是单向的。他有系统的把我祖父的情况告诉我父亲,却不把同我父亲有联系的消息通知我祖父。等到我父亲站住脚跟后,他还为提高我父亲在亲友中的地位出主意,让我父亲在苏州城内施舍米票。这种米票是一种石印的票据,凭票可向米店取得一定数量的大米。票上印有我祖母的头像,并注明是她的子孙为纪念她的阴寿而发行的。表面上米票是用来周济穷人的。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向亲友们显示:我父亲虽然离家出走,却是被迫的,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孝子。斗争的矛头指向何处,是很清楚的。朝奉先生会出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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