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据安徽省消防总队官方微博消息，2017年2月8日22时47分，铜陵市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铜陵市铜官大道恒兴化工厂发生爆炸。初步勘查后发现爆炸位置为厂区内一高沸点溶剂罐，并不涉及危化品爆炸。经排查，现场未发生人员伤亡及环境污染等次生灾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自从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每逢大陆化工企业发生事故，都会唤起民众对危化品的“恐怖记忆”。而天津港爆炸事故也已然成为大陆化工企业竞相搬迁的导火索。
据国家工信部部长苗圩透露，自天津港爆炸事件以后，各省纷纷上报了需要搬迁改造的具体项目计划。“我们初步汇总了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化工企业需要搬迁改造，总的搬迁费用大概4000亿元”。
上述数据，是苗圩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时给出的。这显然并不是最终的统计结果，而仅仅是天津港爆炸事件之后半个月时间的一个地方性反馈汇总。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杨重光称，天津港爆炸事件敲响了安全生产的警钟。从城市功能定位和长远发展来看，这一次化工企业的“规模搬迁”势在必行。
老话题再次发酵
水污染、输油管道爆炸、PX项目立项等和化工相关的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集中爆发点。以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各地在享受“重化工时代”所带来红利的同时，亦同步面临生态建设和公共安全方面的巨大压力。
据媒体报道，除了国家立项规划的项目，沿海不少地区不考虑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也竞相上马重化工项目，有的甚至在环境评估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边报批边开工。而在红利催动下，中西部地区的重化工产业也遍地开花。有专家认为，中国化工产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风险，已经出现了重化工产业转移与安全防范机制脱节的现象。
环境污染是化工企业搬迁另一重要考量因素。据全国人大常委张兴凯在询问会上透露，现在污染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污染，最恶劣、最严重、最可怕的也是工业污染。“一个企业可以把一条江河全部污染掉，一座矿山可能挖断一条水脉，一个工业园区可能威胁着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的水源地安全”。
而大陆行政体制架构的制约，使得环保部门的“环评一票否决权”事实上很难执行。“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中，行政权力占据主导，科学的论证与民意的分量都难以撼动危险的企业”。有媒体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后评论称，化工企业不符合标准，势必因为规划、审批、安评等诸多环节存在违规操作。但如果没有爆炸引起的严重后果，这些违规操作将继续安然无恙。
企业建成投产后，后续的监管也是难题。根据张兴凯的说法，“部分企业排污明渠变为排污暗渠、伪造或者篡改监测数据、异地倾倒废水、躲避监管、和监管部门玩猫捉老鼠游戏”等现象层出不穷。而从苗圩提供的1000多家搬迁改造的数据来看，这些企业显然在自查中确认了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存在。否则，费时费力的搬迁改造计划并无提出的必要
正因为上述环境和安全问题隐患，重化工企业搬迁多年前就已是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2007年，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25个省份需要搬迁的危化企业达236家。
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之前，自2014年开始，工信部和安监总局也曾推动在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对化工企业进行搬迁改造，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极为有限，和此次1000多家企业主动要求搬迁改造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7月28日，一场洪水竟然将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吉林眾鑫集团两家企业7000个化工原料桶冲入松花江，据介绍，其中4000只为空桶、3000只左右为原辅料桶。这是吉林省自2005年底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后最大的环境事故。
具体实施是难题
不过，从以往一些化工企业的搬迁过程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比如，如何筹措巨额搬迁资金，如何给搬迁企业找到一块新的安身立命之地，既是搬迁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是各地政府必须承接的崭新课题。
盘点一些城市的既定搬迁规划，不难发现，许多企业的搬迁费用，相当于重建一个新厂。搬迁还可能历时多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如果搬迁仅仅是将现有的生产装置进行空间位移和简单复制，在技术更新、产品创新、安全生产、存储运输等方面没有进行升级的话，也违背了化工企业搬迁的初衷。
企业外迁还面临众多人员的安置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对媒体表示，外迁是化工产业升级的最好路径，但人员安置问题很难解决。
2015年4月，有着60多年历史的武汉有机实业公司搬迁停产。至此，武汉市三环内127家化工企业完成集体外迁，前后历时7年，而最初的搬迁计划原本只有3年。仅口区99家化工企业集体外迁，涉及到的在职、离退休职工、社区居民人数就超过4万。随企业搬往市郊或外地，老人就医、大人上班、小孩入学都不方便。如果不随企业外迁，许多职工劳动技能单一、年龄偏大，再就业也很困难。
搬迁过程中的这些难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地方政府和化工企业的积极性极为有限。态度的转变始于天津港爆炸事件，在又一次极其严重的爆炸事故之后，严厉问责的行政压力，让地方和各化工企业负责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积极配合各地的大排查，主动要求进行厂区的搬迁改造。
对于此次1000余家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涉及的费用，苗圩给出的思路是，有些可以通过级差地租，“退二进三”解决一部分，地方政府、企业解决一部分，中央政府也给一点必要的支持，特别是给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一点必要的支持，推动搬迁改造，彻底解决企业转型升级。
坐落于杭州的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是纳入《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4~2017年)》搬迁名单的12家化工企业之一。这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1988年成立，2007年7月迁入的新工厂，位于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130亩，年设计生产能力30000吨。其油墨销量全国前三，利润全国第一。
杭华油墨日方代表、总经理高见泽昭裕说，公司会尊重政府的决定，逐渐搬出去，不再增加投资。对于政府加强环保监管，他持欢迎态度。“加强环保监管，可以促进行业整合，也有利于我们提高市场份额”。由于此次搬迁政府没有补偿，他们准备把现在厂区所在的土地卖出，如果卖不出去，就做研发基地，改成科技园区。
他表示，前几年中国宏观经济与行业形势好，但他们利润反而不多。因为遵循先进的国际规范，企业每年在环保、安全方面投入很多，企业运行都符合环保安全标准，而那时存在大量高污染的小作坊，靠低价格冲击他们的市场，越是环保做得好的企业反而越吃亏。现在经济形势差，但政府加大了对小作坊的查处，他们感受到的竞争反而小了。
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以他们的经验，越是危险品越安全，因为他们就在这儿工作，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我们在日本本土的工厂离员工生活区只有一条胡同的距离，厂内还有焚化炉，完全无污染”。
但显然，不是每家面临搬迁的企业都是如此考虑。位于沿海发达城市的一家合资企业负责人，对于当地政府的外迁计划就颇有微词。“一旦搬走，第一，哪里愿意接受；第二，成本花费问题；第三，企业几十年培养的员工会流失，找不到人了，就得从零开始。”
该负责人称，天津港爆炸发生后，不懂行的政府和民众谈化工变色，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有一些影响。但他强调，造成这种局面，不是企业的问题，责任其实在政府。“离厂区一公里多就规划了居民区，这是政府的问题”。
该负责人认为，政府治理污染、监管安全，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办法，而不是被动式的“一搬了之”，应该取缔治理不达标的，而不是无差别对待。“不能曲解‘腾笼换鸟’。现在理解成了凡是化工企业都要搬走，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治理不了化工污染”。当然，“从政府角度，为了防止万一，避免问责，最好办法就是全部搬走”。他说。
本文综合整理自《大陆化工企业“规模搬迁”提速》（记者/张弛赵福帅，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8期）和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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