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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环境外部性管制非常必要。但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要注意: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多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在价格工具选择上也要公平公正。
由于单位热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远大于其他化石燃料,随着气候变化成为热点,煤炭成为众矢之的。在中国,最近几年煤炭的情况更糟。很多人认为煤炭是造成雾霾和其他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由于雾霾频发,以及人们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煤炭的使用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煤炭反对者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任何反对煤炭的观点都容易得到喝彩。而相反,如同2013年在波兰气候大会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讨论煤炭的贡献都不敢理直气壮。然而,在中国,煤炭是一个庞大的产业。而且围绕着煤炭,还有很多相关的产业。讨论煤炭的替代问题,需要更加务实。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品种之一,煤炭曾经作过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就是煤炭推动的。在过去几个世纪,即便在内燃机发明之后,煤炭仍旧是主要的能源产品。即便是石油被广泛运用的今天,煤炭仍然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有将近30%的份额。在工业领域,煤炭的比重更大。替代煤炭,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者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仍旧大量存在。按照IEA的预测,到2035年,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仅仅下降3个百分点到25%。这种存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煤炭对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尤其重要。在很多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当4亿人还没有用上电的时候,煤电应该是他们最渴望,也最可及的电力。但是,煤炭不仅仅是不发达国家的专利。说起煤炭在发达国家的使用情况,可能很容易想到澳大利亚。其实,在西欧,随着便宜的美国煤炭出口,煤炭的使用率也在上升。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在2009年到2012年间,虽然美国煤电的比重由45.44%下降到38.31%,但OECD中的欧洲国家使用比例则由24.82%上升到26.61%,其中英国由28.0%上升到39.87%,德国由44.27%上升到46.88%。这说明,即便在富裕国家,即便考虑了碳排放的价格,煤炭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这些富裕国家,煤炭的经济性仍旧左右能源选择。
煤炭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围绕着煤炭的开发,有个庞大的产业链。就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来说,2011年有7869家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完成销售额730240.63亿元。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16056.90亿元。这些资产,大部分难以被转移到其他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从业人员有500多万,对就业有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煤炭的生产及消费地区分布决定了煤炭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总体物流格局,从而决定了煤炭在运输行业中的主导地位。2012年煤炭占到铁路运量的58%。2011年全国主要港口转运煤炭6.5亿吨,煤炭公路货运量达到3.5亿吨,全年煤炭物流总额达到2.5万亿元。如果煤炭生产消费大幅度减少,这些相关行业也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
评价煤炭的功过要权衡利弊。一方面,利弊如同货币的两个面。在能源的使用方面,即便是可再生能源,也做不到无本万利。两害相权取其轻。制定煤炭政策,要计算煤炭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净贡献”,而不仅仅是盯着问题。当然,在大部分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环境容量不断地被挤占,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煤炭的实际贡献会不断地下降。但是,还远没有到净贡献是负值的时候。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的煤炭使用量的净贡献也不同。比如,随着环境容量的减少,煤炭的环境损害会增加。或者是随着经济发展,健康的价值也提升,煤炭带来的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会提高。但是,随着煤炭使用量的减少,煤炭的净贡献一般会上升。随着煤炭消费量降低,其污染的边际成本会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煤炭消费量的下降,煤炭自己的边际价值也会上升。这三组边际价值量的互动,会产生一个对全社会都是最优的煤炭消费量。当然,很多环境损害难以货币化。因此,决策者往往人为设定污染排放标准,或者对污染物进行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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