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荒”与“剩煤”的失衡
入秋前国务院颁布的 “大气国十条”,在入冬后开始显现出其政策的倒逼效应。 尽管纳入到大气污染整治范围的重点区域仅仅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但这些地区恰恰都是经济重镇、传统能源利用最为集中的地区,“煤改气”的结果是“气荒”与“剩煤”并存。 当然,无论是“气荒”,还是“剩煤”,都属于短期失衡,绝非中国能源市场的真正面貌。随着逐步调整资源环境扭曲性配置,各种资源内含的“环境属性”将逐步向“经济属性”回归,即要在新的估值水平上将环境影响纳入到能源利用的成本中。届时,新的均衡状态下,没有气荒,也没有剩煤,但价格水平将上升到新的高位。 在此背景以及能源清洁化利用的大趋势下,中国应该是“煤主气辅”,抑或是“弃煤用气”?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能源供应是否自主和独立。以煤为主,无论是成本高低,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如果是用气为主的话,则要更多地依靠进口,能源供应会受到国际市场较大的钳制。 此外,美国通过TPP(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其页岩气出口的范围之外,这似乎说明,欧美在对于中国通过天然气利用实现社会经济转型,提升竞争力的意图上仍有所防范,这令我们不得不全面考虑国际地缘政治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各种可能影响。 假如我们主张的是“煤炭主导型”的能源战略,那么,自救和转型将是未来两大趋势。 所谓“自救”,那就是积极改变自身在环境污染上的不利形象,要花大功夫推进相关技术改造,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煤炭的上游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总体上,当前煤炭的最大污染环节不是生产环节,而是中下游的利用环节,包括煤电和煤的集中供暖等。尽管现在短期内剩煤的主要压力都落在了上游,但从整个行业的角度看,如果上游的煤炭企业被压垮了,中下游等环节绝对无法独善 其身。那种以为通过煤电价格联动可以转移能源清洁化压力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煤炭清洁化利用的挑战属于全行业,而不是某个环节。 确定自救后,下一步便是转型,煤炭行业的最大转型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实现煤电等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或者叫煤电联营。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煤电联营的动力其实正是国家对于资源环境外部效应的高度管制。 在更高的环保标准下,煤炭用户首先面临压力,要么是改进技术,要么是改变能源品种。如前所述,在均衡的条件下,市场会出现各种价格上的差异,最后各能源品种的成本和市场价格实则相差无几。就此,改进技术应是首选,但成本同样会提高,接下来,用户要么将技改成本转嫁给其下游的环节,也就是终端用户;要么是转嫁给上游的生产环节,最终能转嫁到哪方,主要是看其市场地位和博弈能力。 相比之下,在强调民生的改革进程中,公众的诉求显然会成为能源定价的一个决定性力量,上游环节的生产企业在整个链条中反而处于较为不利的位置,它们比较容易成为环保风暴的焦点。 就此,如果没有其他的应对措施,能源清洁化最终倒逼的正是上游的生产企业。 但问题是,一旦上游的生产企业不堪重负,无法消化产能过剩的话,那么便会通过减产、削减供应来增加其赢利空间,而这样的举措是无益于真正扭转煤炭的环境影响。对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市场主体一起来承担煤炭清洁化的成本,并通过规模效应来抵消其中产生的额外成本。 总之,在当下“气荒”与“剩煤”的能源供求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市场的一体化将会在中长期消除这样的失衡,而煤炭终将以强强联合的方式走上清洁化的道路。 (来源:中国电力新闻网 作者: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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